夏朝存在吗？

据说至今没有可靠的夏朝存考古依据，而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存那些专家们，他们真的夏朝存在断代还是在坑爹呢？

对于夏朝是否存在的怀疑依然如故。这种怀疑来源于一个很简单的夏朝存西方理论：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就不能明确证明。夏朝存

夏朝是夏朝存否存在？_刘仰_新浪博客
相关问题：
历史上三皇五帝真的存在么？如果真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有什么证据么？

现在普遍认为二里头的夏朝存1-4期都属于夏文化，并且与早期的夏朝存龙山文化以及后期的商文化都有地层叠压。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夏朝存地方是，从夏到商，夏朝存存在文化上的夏朝存突变，因此容易推导出是夏朝存由于大规模战争造成的，一些专家们认为此次战争即商汤灭夏桀的夏朝存鸣条之战。而二里头是夏朝存否为夏朝的起点，还是夏朝存众说纷纭。二里头文化同早期的龙山文化同样存在一个突变，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战争造成的，对应历史上的记载，则可能是“后羿代夏”。

对于夏文化的起源，比较引人注意的是王城岗遗址，由于大城的发现，以及时间上的吻合，使很多人开始逐渐认可其“禹都阳城”的地位。确切的结论还要看未来几年的研究成果。

最后补充一下，怕误导大家，以上考古证据同历史记载的对应也仅是一种猜测，夏世系和夏王朝是否存在，目前还无定论，古史辩派的学术根基还是很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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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写的东西，最近突然有了赞。以前发这个是为了和大家讨论的（有猎奇的东西），现在这么多赞很怕产生误导，关于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去看许宏博士的Blog。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能从他的Blog上学到东西，在他有限的玩过问答社区的一段时间，我也向他请教过问题，并得到了理性的答复。大家搜索“考古人许宏”应该能够搜到。

2016年8月7日 更新旧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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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5日，著名科普杂志《科学》发表了一篇以‘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为题的文章，意欲借黄河流域在西元前1920年的大洪水之“新说”，佐证“大禹治水”等事实，继而阐发旧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的考古遗存”。此说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关注，相关讨论不绝于耳。然而，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根据此文所罗列的诸材料信息，是否可得出“夏王朝即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者许宏老师的回答，应可代表绝大多数考古学从业者的心声。现摘录如下（摘自：知社学术圈）：

“下面我就几个关键的焦点问题谈谈我的感想。因为是学术问题，必须说透，否则公众看不清楚。

这个论文用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眼球的题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但其论证完全不支持这个论题。这是我的第一感觉。这个工作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地貌学的、关于地震与洪水的研究，但根本推导不出其所谓的关于大禹和夏这个问题的结论。

从学理而言，如果谈大禹治水、谈夏朝的诞生，就是接受了先秦文献关于大禹和夏的记载，认可文献本位。在空间上，大禹治水和夏的传说是围绕中原附近展开的，那个地方尤其是中原东部易遭水患，而在时间上，按传统的观点，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论文现在给出一个颠覆性的答案，就形成一个悖论。即它只是认可了夏与大禹的概念，却彻底否认了文献中给出的夏与大禹的时间和空间的基本背景关系，所以这根本不是历史学的研究，不是文献本位的研究。同时这也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因为论文只用了喇家的材料。而关于喇家的地震与大洪水带来的灾难现象，关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测年，这都不是新认识，是学界这几年已经得到的认识。而其他的材料论文只提到二里头，没有用考古学的材料，也不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所以我作为一个专业学者，本来不想评价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的专业领域不是历史学，也不是考古学，而是地质学与环境学等，在其本领域的研究很可能是科学的。但用或许，可能，大概，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等等字眼，把结论引申到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这还是科学的吗？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论文引用的年代学的数据，不是最新的，导致其在年代学上的研究基础根本不成立。论文署名作者中有优秀的考古学家和年代学家，我很怀疑他们是否都看过论文并认可这个研究结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最新刚刚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的二里头文化上限年代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一般认为进入了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是学界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到的最新结果。而论文所引却说二里头是公元前1900年，与早期青铜时代吻合。这中间超过200年的时间差，使其与二里头关联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

我的新浪博客，考古人许宏，首页置顶的文章，《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专门讨论早期青铜时代的问题，综合了学界最新的成果，里面有详细的分析。齐家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二里头二期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而这与论文所说的公元前1900年完全不吻合。

论文把完全不相关联的东西糅合在一起，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证据链，其结论是否能够成立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里，许宏的阐述异常明确：《科学》此文的研究，虽然从标题看解决的是一个考古学和历史学问题，但是究其根本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探索，与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基本无涉。其原因是，此文并未遵循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夏王朝的一般逻辑，因此，在考古学出身的许宏看来，像是“把完全不相关联的东西糅合在一起，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证据链”。

以下是最近的几点动态：

现在，学界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主流观点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但是，即使考古学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证实二里头遗址即为夏王朝，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所谓“广域王权国家”，是一个根据考古学材料和研究得出的概念，属于考古学话语系统。而“夏王朝”，则从属于历史学话语系统，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共性，尚未得到有效的说明。因此，在考古学界内，对“夏”的主流态度还是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夏即为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一种仍旧将“夏”悬而不论，依据考古学范式对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进行研究。

目前看，后者的主张占据学界主流。随着学术的迭代，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相关研究，也是基本围绕考古学范式展开的。

至于《科学》这篇科普文，在我身边的考古圈内都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基本没有人觉得它能够动摇现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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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
在这里补充一点甲骨文的意义，希望大家对所谓“出入文字内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甲骨文的出土，其意义不单单在于一个“殷”字，或几个商王的名字。最主要的是，我们能通过商王占卜的内容窥见商王朝的经济贸易、行政体制乃至与四周的关系，而这些东西又完全符合一个王朝标准，所以说殷墟为商王朝，是学界的共识。而夏的问题在于，即使二里头出土了“夏”字，即使夏王世系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对应，但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这样辐射范围极广的化石“史书”，要从考古遗存本身出发争论夏究竟是不是国家这个方法论本身，就是很有局限性的。简单地说，考古材料需要依赖考古学家的解释，相比而言当时人的当时文则更具“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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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看到各位这么认真看这篇烂文，有点不胜惶恐的感觉，我决定抽时间再写一些东西，是关于殷墟的，也算是科普性质的了。这个东西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殷墟与商代甚至是商朝能够对应的特殊性。写这个的原因是有很多同仁谈到“出土文字内证”的重要性，而殷墟能与商对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甲骨文的特殊性。由于我近几个月在做田野工作，比较繁忙，且经常遇到没网的情况，因此可能这一部分会拖的时间比较长。不过我相信，这一部分还是值得期待的。

另外，如果有时间，我还想修改下本文的语言，让它的可读性更强些。
感谢大家能有耐心地读完这一大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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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日

我又增加了一些考古学界对二里头文化的看法，主要是代表认为“夏王朝”和“夏都”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能够对应的那一派，供大家参考。
再次对大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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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预警：此回答非常装逼且极长，建议对考古学不太了解的慎点（不太了解历史的亦同）
纯考古，历史什么的略沾边。
实际上，这个回答主要解决的是：在考古学范围内，为什么对夏的认定有所争论？
排版略渣，有错字什么的见谅，黑体字是为了方便不喜欢长文的找重点。
另外，此题目虽然在本人专业之外（呃，严格地说），夏文化探索的议题我还是比较关注的，在此献丑了。
最后说一句，本文大量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组主任许宏老师的资料，版权所有，你懂得。
如果对夏商周考古有兴趣可以关注他的新浪微博@考古人许宏。此外，我的认识可能与许老师有所出入，关注此问题的可以多看看许老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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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楼主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问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怀疑夏？为什么要用考古学研究夏？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答案来了（高中历史教科书式文风）。。。：

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新的思想，诸如科学、民主的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嘿嘿，没错这是我脑补的）。随着这些新思想的涌入，我国传统历史学开始全面向现代科学体系转向，其结果是诞生了以顾颉刚等学者为代表的“疑古学派”。“疑古学派”认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因此有必要怀疑《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1]《殷本纪》等篇的记载。这动摇了自汉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体系，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以司马迁《史记》为中心的古史体系中看，夏史作为信史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疑古学派对《史记》的怀疑使夏史的面貌扑朔迷离。除此之外，“疑古学派”通过对《古文尚书》的辨伪研究，发现其乃是晋人伪作，而《今文尚书》亦有真伪之别，其中与夏史相关较大的《禹贡》篇，实际上只是战国时候的作品，这无疑又给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夏史抹上了一层迷雾（知道为啥要解决夏史问题了吧）。争论中，有学者指出，古史辨学派最大的问题乃是“破而不立”。对此，“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说：“近来曾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除了抱歉之外，还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2]”可见，“疑古派”也对解决“破而不立”的问题有一些思考：顾颉刚先生就主张要用“对遗址的发掘工作”来检验古史的准确性（用考古学方法解决夏史问题不是我说的，是顾颉刚说的。你要觉得你比顾颉刚还厉害，当我没说）。可见，从理论上讲，夏史建构不应只着眼于以往的文献史学研究，同时需要更多地转向科学的考古学发掘中。可喜的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先生和其食客刘铁云，在偶然之中发现了“龙骨”。所谓“龙骨”，后来被证实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成体系文字——甲骨文，并由此牵连出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发轫——对殷墟的发掘，而正是殷墟的发掘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基础。但不得不提出的是，在发掘之前，王国维先生已对甲骨文进行过释读，他证明了甲骨文中确实存在“殷”字，并且将甲骨文中的先公先王与《史记》中对商王朝世系的记载相比较，得出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一发现大大鼓舞了学者们探索古史的勇气，王国维先生的一句“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3]”，也成为此后学者们探索夏文化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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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面一段话，相信大家对“为什么有人怀疑夏？为什么要用考古学研究夏？”这两个问题算是有比较浅层次的认识了。
然后，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个东西直接关系到为什么“外国学者”依然质疑夏朝的存在）。
在这里，我姑且将前人的夏文化探索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曙光、黎明和高潮（高潮时候戛然而止，你懂得）。

一、曙光。

严格地说，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文化探索才真正开始起步，这主要是指对结合文献史学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展开。当时探索夏文化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文献史学的“地望考”出发，通过确定一定的地理范围，寻找早于殷墟商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4]。例如，徐中舒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某些遗物与夏史内容有关，以及这一文化分布出于夏文化范围之内，因此怀疑仰韶文化是夏文化[5]。翦伯赞先生也持相似观点，他依据渑池县有夏后皋墓等传说，认为“足证仰韶存所发现之史前遗物，属于夏族[6]”。到了五十年代，对夏文化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些学者开始提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如范文澜先生根据龙山文化存在大量黑陶，并且发现有城址，结合文献“夏后氏尚黑”，“禹作祭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的记载，推断龙山文化是夏文化[7]。这些发现都鼓舞了学者进一步探索夏文化的信念。在此情况下，李学勤先生（泰斗啊）指出，“根据周代文献和铜鼎题铭，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着大乙（汤）代夏之事[8]”。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先后两次出版了《殷周考古》油印讲义[9]，在这两本讲义中，编著者认为“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0]”，其中对夏文化是一种存而不证的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以上猜测都是颇有道理的，而对夏文化“存而不证”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所周知，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刚起步的年代，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当时学术界所确定的殷墟文化属于晚商文化，而比商文化更早的则是仰韶和龙山文化，至于五十年代早期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则缺少科学研究，并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而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遗址》（夏商周考古的里程碑，没看过的自觉面壁）一文刊发，其中确认了二里冈与殷墟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使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缺越缩越近。然而因为当时对商文化的看法还不甚清楚，例如认识到“（洛达庙一类遗存）与龙山文化遗物接近，但仍属于商代文化范畴[11]”、“1956年在洛达庙又发掘到殷带文化遗存，它的陶器具有一些特点，时代可能比二里冈早期的还要早一些[12]”。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内，寻找夏文化的根基并不稳固，合理的假设亦只能向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方面设想，但在三十至五十年代进行的夏文化探索，亦可以算是“黑暗当中的一抹曙光”。

二、黎明。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夏文化探索进入了黎明时期。首先是中原地区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进展，而促成这一进展的则是洛阳王湾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它使得洛阳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仰韶期、过渡期和龙山期，“在相对最重要的中原地区初步树立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标准，由此便可以把黄河中下游时期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串联起来，排列成彼此衔接的文化发展序列[13]”。在这种情况下，徐旭生先生曾在1959年首创性地赴豫西地区调查“夏墟”，因而他的话或许更具代表性：“据古代传说，商代之前有一个夏代。近十年虽说一部分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14]”。然而当时徐先生不曾料想，他根据“伊洛竭而夏亡”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会在今后的夏文化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先生在此次调查中颇具价值地提出，“用文化间的同异来做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15]”（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提到探索夏文化必然说徐先生是起点，动脑子想想这句话）。事实证明，徐旭生先生的这一方法在以后的夏文化探索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得出的认识认为，龙山文化至洛达庙类型可能是夏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与“有关夏代社会的传说颇为接近。至于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可能与夏代晚期相当。因此，上述的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6]”，和“根据文献上记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个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的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王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7]”均如此认为。而在此之后，“由于整个60年代考古发掘并不多，且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还来不及消化，因此研究仍不够深入，而这种情况到了70年代则有所改观[18]”。就发掘出的新材料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和晋南地区的东下冯和陶寺遗址。对此，邹衡先生指出，“（由于）现在讨论夏文化的条件已经基本上具备，主要依据是：一方面，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线索已经比较清楚，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环；另一方面，在这个年代范围内的诸文化分布以及其文化性质已经大致有了眉目（因此讨论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提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的观点。如“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20]”、“王湾三期、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21]”。据此可以说，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是夏文化探索的黎明时期。

三、高潮。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关夏文化的讨论进入高潮。有趣的是，在邹衡先生认为探索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后不久，由于登封八方遗址的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也在探索夏文化上跃跃欲试。在此之前，不得不提安金槐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一部分是夏文化，一部分为商文化”的经典论述。他综合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的资料，认为夏文化下限应该位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其上限则要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22]。1977年，安金槐先生主持了“登封告成镇八方遗址[23]发掘现场会”，试图在本次会议上提出酝酿已久的“王城冈遗址即禹都阳城”并属于夏文化的观点；而邹衡先生却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且夏文化上限便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论断，对夏文化探索的讨论就这样突然进入了白热化。在此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夏鼐先生说“我们讨论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这个夏文化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24]”。这次会议大大推进了夏文化探索的进程，以往不见的对“夏文化”本身的讨论也开始增多。如“‘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25]”、“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26]”、“夏文化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范围内一列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议题[27]”。在这次学术讨论之后，随着邹衡先生的定鼎之作《试论夏文化》的出版，对夏文化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四种：其一，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都是夏文化；其二，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期都是夏文化；其三，主张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其四，主张二里头一到四期是夏文化。实际上，上述四种观点又可以概述为两派：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不能把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分割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另一派则将二里头文化从中断开，分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正如陈旭先生所言，“上述两派对立的观点，在认识和确定夏文化时，都有相同的立足点，即对商汤国都亳的确定。很明显，前者将亳都定为郑州商城，而后者将其定为二里头遗址。虽然这几派仍然争论不休，但寻找夏文化的信念却越来越坚定:“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28]”、“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绝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29]”（嘿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进行夏文化探索的基点落在了商汤亳都上，即是遵循“上下左右法”的逻辑顺序，认为探讨夏文化必须建立在确定商代最早都城亳都的基础上，这一方法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地望调查法”和“文化比较法”。在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中，对商周考古的定义为“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以前专辟一章讲“二里头文化”，并且声明，“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30]”。对此，有人评论说：“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经呼之欲出[31]”。以上几派在学术上激战正酣之际，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惊了学界。由于文献中所载“尸乡，殷汤所都”，不少人由原来的“西亳”说转到“偃师商城汤都亳说”，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一部分的文化性质似乎越来越明朗。同时，夏鼐先生负责编纂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仍在“商周时代”中的“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然坚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而“一九八三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32]”，则肯定了偃师商城的价值，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不仅如此，“商代的世系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商代的历史被确认为信史，那么有理由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非虚指了。因此，夏代的存在为人们所公认，并且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似乎跟王国维先生“料想……确实也[33]”有异曲同工之妙。凑巧的是，正当“偃亳说”和“郑亳说”争得焦头烂额之际，198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又为嚣都所在提供了新的证据[34]。至此，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但是对夏文化的上限，仍然有诸多疑问。在此情况下，“夏商周考古”的称呼也开始出现[35]。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虽然有学者零星提出“陶寺遗存是夏文化[36]”等类似观点，但影响不大，主流依然认为夏文化上限即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了1996年，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本次工程对夏文化探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得出“一部分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是夏”的观点。工程结果认为，“目前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37]”，这一结论颠覆了以往的认识，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李维明老师为代表的学者相继发文[38]，怀疑这一整体认识。而同时，“夏文化”的概念也有了更清晰的认定：“‘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与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39]。”（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一窥中国这一阶段原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特点）此后，由于对新砦期和王城岗遗址的看法不同(比如，王城岗是大禹所都阳城还是羊圈之类)，夏文化探索走出高潮，开始在上限年代的确定上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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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了这么多淡，现在开始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夏朝存在吗？

嘿嘿，你要问我，我还真的不知道（别骂我，且往下看）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花费巨大篇幅讲述前人在考古学上对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这个问题和题主的提问是极其极其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所列举的所有研究具有一个共性:

即使对所谓“夏文化”的定义有所思考，但他们的研究范式就是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所谓对“夏文化”定义的思考也只不过是想弄清“怎样对应”的问题（说得通俗点，就是把一个或几个遗址群和一群相同民族或者相同国家的人相对应）。

那么为什么，“夏朝”的存在会受到质疑呢？

排除考古发掘和编写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研究方法一直被质疑。

好的，下面是一点私人的理解，也是重中之重：

私以为，若想用考古学方法找到夏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能否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如果能，怎么对应？（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考古学的“夏文化”和历史学概念中的“夏朝”，能不能是一回事？怎么就是一回事了？）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到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文化探索部分的认识。

我在此举两个国内年轻学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答案一：可以对应。

认同这个答案的，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

但是私以为，结合科技测年、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田野发掘甚至天文学方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实践顶峰，翻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里面学者的名字也能算上是如雷贯耳了，你要强行觉得你比他们都厉害，我也没办法。

不妨以国博的戴向明为例：他们并不认为”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证实某些历史事件或史迹。比如二里头作为夏王朝的都邑、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但这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都和晚商文化的存在，后来郑州和偃师商城又陆续揭示了早期商都和早商文化。尽管考古学尚没有发现或识别出相当于夏朝的文字，但人们根据商史的确认也都认为史书关于夏史的记载也非虚言。那么在史籍所述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内，早于早商文化的便是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是占据中原的唯一强势文化共同体；同时，二里头作为该文化唯一特大型都邑聚落，也是中原同时期的聚落无法比拟的。这样史书所载就与考古发现相吻合，完全可以证实二里头作为夏都和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问题。但二里头文化是全部的夏文化，抑或只是晚期的夏文化；二里头是唯一的夏都，抑或只是晚期的夏都，则是目前考古发现所难以给予肯定回答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还是断代工程与邹衡的论战）[39]。

答案二：不可对应，或还没有找到方法对应。

嘿嘿，这一派就是没有公开承认夏朝与二里头等诸遗址存在对应关系的…在国内，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老师是出了名的，外国的学者一般持此态度。外国学者不承认这种研究范式的原因， @普雨兮同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以国内的许宏老师这种”理性疑古派“为代表，他们主张改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研究范式，走考古学自己的道路，突出原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实际上是由历史时期向史前时期考古靠拢)。这一方法的要求大概是：从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视角出发，研究二里头、王城岗、新寨、陶寺等遗址。严格地说，这些遗址不会因为不是夏都而逊色的，因为考古遗址就是客观存在。以二里头为例，无论其是否为夏都，大型宫殿、道路、发达的手工业、覆盖极广的贸易体系，都说明这一遗址是中国历史的一次质的飞跃。私以为，这种研究不是逃避“夏”的认定，而是在为认定“夏”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因顾颉刚的几篇文章就支离破碎，从某种层面讲，考古学者的任务并不是“走出疑古”，而是“迫近历史的真实”。用许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40]

实际上，花了这么多文字，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 @普雨兮会说“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的原因，顺便为我的公众考古课加几分0 0。。。

另外，私以为“夏朝探索”若想有所飞跃，绝非考古学本身努力就足够的，相应地，我们或许更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政治学有所突破。

最后说一句，考古学的特点是“说有易，说无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考古发掘将来会发现什么。所以，国内考古圈基本没人认为“夏朝不存在”，他们只是在更加科学地思考和追问。

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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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为方便读者查阅，关键部分编者予以加粗处理。

[2]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第135页。《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

[4]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期。

[5]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6] 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中国史论集》，文凤书局，1947年。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7年。

[8] 李学勤：《今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9] 分别为1954年和1956年。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12] 夏鼐：《建国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1959年第10期。

[1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1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5] 同上。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17] 夏鼐：《我国近五年来考古的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

[18] 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19] 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夏史论丛》，1985年，齐鲁书社。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21] 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

[22] 安金槐：《豫西颖河上游在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23] 后来改称为“王城岗遗址”。

[24]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25] 同上。

[26]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7] 殷玮璋：《夏文化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29] 同【26】。

[30]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1] 许宏：《在“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暨“三代文明”专栏开栏语》，《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1984年第10期。

[33] 见【3】。

[34] 陈旭：《商代嚣都探寻》，《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35]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36]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商周组等：《晋鄂豫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3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38] 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39]戴向明：《中原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问题》，《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1] 同【3】。

夏不夏的，其实纠结于一个名称，已经意义不大了，题目不如换成“最早的中国是怎么形成的”。

如果不耐烦翻专家著作，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有一篇文章叫《“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基本上把最早的中国前后的文化流变说清楚了。文章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29cae10100c7e9.html

首先，我想对关于夏朝考证辨析讨论中几个常见的说法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否定夏朝存在最大的一个依据就是目前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中没有发现提到夏朝。窃以为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偏颇。本人是理工科出身，研究信号信息处理课题。这一学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根据接收到数据重建原始信号并予以识别，其基石就是采样理论（能奎斯特定理）：只有当采样准确且达到一定密度时，原始信号才有可能复现，之后还要采用恰当的识别器才能准确地识别原始信号。而通过考古去验证历史的研究过程，也可以认为是通过对挖掘（信号采样）到的古代实物复现（信号重建）古代历史，从而验证或者证伪文字记录历史（信号识别），这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通过甲骨文来辨析夏朝是否存在。

第一， 甲骨文主要是殷商，尤其是晚商用来祭祀占卜所用，并不是商代的史料记载工具，而商代对历史的记载和整理应该别有媒介和途径（这个下面会讲到）。所以采样甲骨文去尝试重建夏朝犯了第一条错误，那就是采样空间对不上，通俗点就是缘木求鱼。再形象点，就是盲人摸象，你把一头很高大的大象放在那里，再把一个矮个的盲人放在它肚子下面。盲人挥挥手，什么都没摸到，就嚷嚷大象不存在，显然这是错误的。

第二， 目前甲骨文工发现约15万片，大约4万5千单字，识别出来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所以说甲骨文当中蕴含了更多的信息现在都未解读。仅仅根据识别出来的甲骨文就做出结论说因为未发现夏字或者夏朝所以其不存在，就犯了采样过于稀疏的错误。打个比方，你还是让那个盲人站到大象头边，摸到了大象的长鼻，再把他请到大象尾部，摸到了细细的尾巴，结果盲人就得出结论大象就跟蛇一样。根据采样定理，过于稀疏的采样无法复原信号，所以就不能轻率地下结论说夏不存在。

第三， 就算甲骨文里提到这个夏朝，但是用得却不是夏字，那怎么办？要知道商朝人自称商，而周人称他们是殷。如果凑巧我们只有周代的文献看到周前面是个殷朝，而甲骨文里却没有殷朝，只有商朝，于是我们就得出结论周人伪造了一个殷朝？从信号识别角度来说这是用了一个不匹配的识别器，明明是高频信号，却用了低通滤波器，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检测到。

综之，仅仅因为甲骨文里没找到夏朝就说夏朝不存在，过于偏颇。从信号处理累读，理论方法都有严重缺陷，结论也因此不成立。

其次，在考证夏朝的过程中，似乎很多学者受国外同仁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史料的态度是不可信不能信不许信。我以为这犯了很大的错误。道理很简单，中国是世界文明当中寥寥无几地从很早时代就开始系统记录本国本民族及周边地区文化历史的，而且一直不间断地传承到现在，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这些史料不仅仅是对事件的记录，还反映了当时人对更古代的认识和辨析。具体到夏朝的考证来讲，史记和竹书纪年以及其它记录上古历史的古书更是弥足珍贵，决不能为了迎合某些潮流而置之不理。

举例来说，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中的商王世系的考证和史记等比对发现司马迁等的记录为实，就做出了关于夏朝尤其是夏王世系的记载也应该正确这一著名推论。我发现很多朋友对此很不以为然，觉得商朝是商朝，夏朝是夏朝，两码事。但是从我的本行出发，王国维的这一推断很有道理。如果把史记对古史的记录作为一个信号识别器，其对商代王系的准确记录大大提高了其置信度（confidence level）。如果把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看成一个一阶自回归系统（如开尔曼滤波器），上一个预测信号（对商朝的记述）的置信度增强了，那么下一个预测信号（对夏朝的记述）的置信度也随之增强。所以看似粗糙的王国维论断，其实是有坚实的科学依据的。

更何况，史记和竹书纪年等对商的记述不仅仅截止在商汤，而是追溯到先商的历代祖先。而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这些记录的确凿一直到冥（即王亥的父亲），一共是八代九位商的领袖，时间可以深入到中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说明至少追溯到相当于夏中期同时代的史料已经被后世掌握，如此看来，史记竹书等能够记录夏朝的历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回顾到前面的信号识别器话题，可以说在所要预测的时间点上信号还有一个同时间点的高置信度信号输入，那古史对夏朝记载（信号预测）的可靠性就更强了。

并且至少商代的史料是流传到后世的，因为后代史官看不到甲骨文，却能准确记述商代历史，而且司马迁也说过，历代都有谍记流传，还有尚书多士里也记载周公对殷商降民的劝喻，“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所以如果说夏朝如果真的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有人伪造了夏朝，然后流毒到竹书纪年，尚书，诸子，屈原和司马迁等等。

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人伪造了夏朝。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原因有三。能够伪造夏朝，那一定是在诸子之前，尤其是春秋的孔子之前。孔子本人不过是把官学搬到民间，他本人并没有记录历史的垄断权，更何况当时诸侯林立，即使鲁国能够造史，其它诸侯国愿意吗？这样一来，造史的可能只有西周的统治者在其还有强大统治力的时候发生。但是这也不可能，原因很简单，西周远不是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分封制的政治架构预示了其对封国并没有绝对的统治权。我们知道宋国是商人的后代（孔子就是宋人，所以也是商人的后代），难道宋人愿意忍受西周造史，这相当于对他们祖先的侮辱，即使西周时期面临高压屈服了，但是春秋时期呢，难道宋人都忘了这一茬？宋襄公可是还要匡扶周室做霸主呢？他会配合周王们造史？还有更不会服软的主，那就是楚国，根据郭店楚简记载，楚国祖先追溯甚远，而且在商朝时期还和殷商关系非常密切，有联姻的记录。楚国隐隐然一直是西周王室的挑战者和竞争者，连周昭王都在伐楚途中身死（难保不是被楚人所杀）。很难置信楚国会容忍西周造史。最后所谓西周造史的说法是为了应对甲骨文无夏但是竹书史记有夏的现象而附会出来，本身根本没有一丝证据支持。如果我们做学问要严谨，这种空穴来风就不要拿出来了。

好了，几个小评论讲完了，铺垫也成就了，下面就讲主观点了。

前面很多朋友都呼唤考证夏朝需要新方法新思维，这篇文章就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来着手这个问题。

美国人有一句老话，如果一个动物看上去像猪，叫起来像猪，跑起来像猪，尝起来像猪，那它就一定是猪。很多朋友可能要叫起来了，这个推理过程听上去似乎很不严谨啊。其实，它是一种统计模式识别方法的形象描述，这就是在信号识别，人工智能领域大显身手的经典手段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通俗地来说，最大似然法就是根据已有的迹象或者证据来和现有的多种假设进行匹配，那种假设匹配上的多，那么就认为这种假设为真，其它假设为假，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

在考古学中应用最大似然法并非史无前例，比如上个世纪考古学最大成就之一，世人瞩目的特洛伊古城的挖掘考证就是一个例证，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学者是否意识了这一点。特洛伊考证的过程源于早期学者对荷马史诗的解读，按照史诗中记载的特洛伊城以及土耳其地方的传说挖掘出和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同时代的那么一处遗址。虽然没有挖掘出文字记录证实这就是古特洛伊城，但是地点时间都对上了，另外尤其是特洛伊第七地层（Troy VII）还有战乱破坏的痕迹，所以现今国际考古学界基本都认为Troy VII就是荷马史诗记载的古特洛伊城。大家看好了，该论证过程谈不上演绎一般的严谨，更像是不完全归纳，但其实就是最大似然法的应用。

回到夏朝遗迹考证的问题，就拿关于二里头遗迹目前比较有力的几种假说（Competing Theories）来一一比对。第一种是二里头文明程度很低，所以中国商文明之前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文明，我称该学说是无文明说，这是最早的学说；第二种随后出现，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二里头为夏墟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晚夏遗迹，我称之为晚夏说。第三种是近年兴起的，认为二里头文明其实是先商文明，而所谓夏朝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偏居一方的小国小部落而已，我称之为先商说。

围绕二里头的现有考古文献迹象或证据有这么几条，现有遗迹的文明程度，地点，测定时间，以及和古文献的契合程度。根据这些迹象我们可以逐一考量以上假说。

先看看二里头考古的发现（摘自维基百科，Wikipedia:Erlitou）：

“偃师二里头遗址规模之大是远古黄河流域前所未见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没有的。它坐落于广大的二里头文化区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视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已确认有一、二号两座宫殿，另在二号宫殿北墙还有第四期增修的一处同等大小的六号基址。此二处宫殿建筑群体现出中轴线的布局。一号宫殿略呈正方形，缺东北一角，东西总宽96.2米、南北总长107米，占地总面积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于夯土台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阔8间、进深3间。四周由墙壁相围，内有廊庑行道，东墙有一侧房。中轴线正南面有敞开的大门，分为三个门道，北部、东部各有一侧门。二号宫殿东西宽58米，南北长72.8米，有四面围墙和东、南、西三面回廊。主体殿堂夯土台基有3米厚度。一、二号宫殿都拥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而二号的设施保存的相对完整。管道由多节圆形陶管连接构成。每节直径在16.5至22厘米间，长52至58厘米，壁厚约2厘米，置于预先挖好的约一米深的地下土沟槽内，以防止渗水。厚达5至7厘米的石板架于沟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压裂陶管。管道呈西高东低的趋势，通过落差将宫殿庭院内的雨水排出到院外。宫殿区以外有纵横交错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墙。”

关于二里头文明还有很多考证，设计其规模，人口，文化艺术，宗教记述等等，其规模和发展程度都相当可观，俨然已经是个大规模的古代王城迹象，而且在同时代的黄河领域还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文化存在（或者更准确一些，没有被发现）。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也逐渐承认二里头具备了中央王朝的气质，可以称得上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 （Sarah Allen, JAS 2007）。所谓无文明说也因此不攻自破，下面不再讨论。

从时间上来看，二里头文化早于商朝建国，一二期规模较小，可回溯到公元前2000年，三期为急剧扩张时期，早于商朝建立，而四期和商朝建国早期有重合，规模也在略微削减。这样的年代分布和晚夏说很匹配：一二期二里头还不是夏都，所以规模较小，而三期成为晚夏的夏都，规模建设急剧扩张，这和史料上记载的夏桀时期还都斟鄩并且生活奢靡大兴土木颇为符合。而四期可能就是商汤革命代夏之后，都城的规模就开始缩小，要么商汤不再定都此地，要么就是新政权更加节俭。结合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离此地不远的二里岗为早商的中心，前一说法更为可信。至于先商说，也勉强符合，因为先商文化其范围目前考证有限，所以哪里都有可能。

接下来是地点，二里头地区一直是中华早期文明发源活跃地区，夏朝定都此地并不奇怪，而早商目前认为兴起于东方，山东西部河北南部一带，所以晚夏说更为可信。还有，当年徐旭生先生发现二里头是依据国语周语所载，伊洛竭而夏亡，就在伊河和洛河的交汇处发现挖掘了这一遗迹。古史记载之精确，真是让人赞叹不已。从地点上来讲，晚夏说更胜一筹，先商说毕竟有些勉强。

第三就是和古文献的印证。可能有些朋友一听中国的古文献就开始摇头叹气，“那些能信吗，能用吗”？我认为，能，为什么不可以？神话性质的荷马史诗都可以用来作为古特洛伊考证的指南针，更多写实更多系统还有更多可以相互印证的中国史料为什么不能用？尤其是二里头遗址，没有那一句伊洛竭而夏亡，就给你一把铁锹就开始挖吧，谁能保证自己会挖出二里头？不仅仅如此，二里头文化并非唯一的一处商前文化，新砦遗址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失，该处遗址有面积1500平米以上的宫殿建筑，而且新砦古名黄台，而古史穆天子传里有载“‘夏启居黄台”，这也是印证。还有更为神奇的记述，左传里面有卫国国君卫成叔躲避狄戎的侵掠而迁都帝丘，占卜并祭祀卫国先祖康叔，结果晚上梦到康叔拖言，说“相夺予享”，这里的相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那个苦命的夏朝国君相，而帝丘这个地方正是他当年的都城，所以才会有这么个说法。而2005年河南考古研究所就在帝丘所在地濮阳挖掘出了面积达900多万的春秋战国时期城址，更令人惊喜的是在下面还挖掘出了面积达100万平米以上的龙山晚期遗址，这就是后岗二期文化(光明日报 2016)，其它的还有原城遗址，也属龙山晚期文化，面积达80万平米，对应史料中夏朝国君杼的都城，等等。这些能和古史史料对应上的夏时期文化遗址可谓全面开花，绝不仅仅是孤证。

更不要说那篇现在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科学杂志论文，也提供了契合大禹治水传说的考古地理证据。

由此看来，通过最大似然度的分析，晚夏说，或者夏朝存在说和各证据匹配程度最高，而先商说则多少有些陪跑性质，其最大的依据就是无法将之完全排除。所以得出晚夏说成立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夏朝存在更符合当今的考古发现并配合古史料记载。

其实还有一种学说才是晚夏说（乃至夏朝存在说）的真正对手，那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当年瑞典考古学家艾特生在河南发现挖掘出仰韶文化遗址后，(还不知道是否有意）在中国西北部地区也挖掘出了类似遗址，通过比对提出了该学说，从而震动世界。但是后来更深入细致的考古研究发现，河南地区才是仰韶遗址的中心发源地，而其它地区包括西北地区是被辐射区域而已，这给西来说很沉重的打击。后来又演变为青铜文明西来说，但是马家窑那把不起眼的青铜小刀却成了这一学说无法逾越的鸿沟。自此西来说逐渐偃旗息鼓，不再甚嚣尘上，近来网络上所谓夏即埃及，商源自埃及，甚至周也源自埃及基本上都是些天花乱坠的无知噫语一般。但是这一学说却在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西方学者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历经多年却永不枯萎。

有些朋友会说，做学问就做学问罢了，为何要搞立场论，动机论呢？我的回答是，确实科学是纯粹的，但是科学家却不是纯粹的。如果你知道这些学者潜在动机所在，你就明白他为何要提出某些学术观点，为何看上去固执己见地要维护之。目前在国际的主流学术观点中，中国的历史几乎不约而同地被锁定在公元前1600开始，无论二里头的发现，还是以前诸多龙山文化遗址都不能撼动此定论。有些学者认为如果证明先商说，中华历史照样可以往前证实到接近公元前2000年。只能说，这么想就太天真了，3600年，这是一个锁定了的概念，轻易不会改动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提前，西来说就更难以成立。

为何西方学者这么钟情西来说呢，表面看来这似乎类比于物理学家痴迷于统一四大力场，如果证明了中华文明确实也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那么人类同源说就成立了，这一理论是多么的美丽简洁，简直是理想得不能再理想了。实际上在人类同源说的背后，隐藏的是一本书，这才是真正根源所在。有些朋友可能都已经猜到了，这本书就是“圣经”。所谓人类同源说，最后归根到底就是上帝造人说。

不少人可能感到很荒谬，觉得科学家怎么还会执迷于这么荒谬的说法呢。本人当年在海外求学的过程就发现西方很多科学工作者甚至科学家本身也是基督教的信徒，而且对圣经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我还曾试探着问他们为何信仰上帝的同时还从事科学研究，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的考验。听上去很匪夷所思，但确实是很普遍的想法。

西方很多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纪录片，一开头，就是讲伊甸园的故事，因为很多人相信圣经里面描述的伊甸园就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而人类走出伊甸园就象征着把文明带向世界各地，从而生根发芽，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无一不是从伊甸园走出去的，古玛雅远在美洲偏邦就算了，唯独古中国文明一时半会联系不上来，不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一条梗那是笃定的。而捧着圣经在中东考古从而证明圣经之正确的圣经考古学在西方现在可是一门显学。可笑那些中华文明埃及来学说的提出者搞不清状况，非要舍近求远，完全看不见西方学界急切的呼喊，“两河流域，就在这里，不能再往前走了！”所以搞中国古文明的学者心里要有这个数，不要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除西来说外，其实还有日本学者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否认，始作俑者是白鸟库吉所谓的尧舜禹抹杀论，其溯源可到江户幕府初期的山鹿素行和水户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检索一番就明白究竟了。中国近现代学者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很大，所以从梁启超开始就不断挑战质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一些记载以及古籍真伪，再后来就是顾颉刚等的古史辨派。虽然顾等人提供了很多新颖有益的观点以及崭新有效的一套理论方法但是不得不说古史辨派还是着了别人的道，其很多结论现在都成了被逐一推翻的靶子。所以说，做学问要抬起头环顾四方，而不是埋着头。尽管如此，日本学界目前也有很多学者逐渐接受夏朝存在的观点，毕竟水户学比起圣经来说，还是轻多了。

码了这么多废话，参考文献也不全，如果您能看到这里，我心里就很欣慰了。

参考文献：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4%BA%8C%E9%87%8C%E9%A0%AD%E6%96%87%E5%8C%96

Sarah Allen, “Erlitou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ward a New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2, pp.461-496, 2007.

光明日报网，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6-01/30/nw.D110000gmrb_20160130_1-11.htm

我来说说有关夏王朝的猜想问题。现在主流的观点是它跟二里头文化相对应，二里头考古负责人许宏，虽然不敢如此肯定，但他却将二里头文化直呼为“最早的中国”，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过本人受 @钋化镭 等人启发，对这些看法产生了极大怀疑，后又读魏继印、袁广阔等人的文章，觉得河济文化更适合与夏王朝相对应，至于二里头，并非“最早的中国”，充其量属于晚夏。

首先，河济文化是后岗二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的总称，这两个文化面貌相近，地域相邻，时代相同，都在bc2700一bc1900（即龙山时代）之间，所以统称为河济文化。而bc2700一bc1900，正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黄帝及其子孙颛顼、尧、舜、禹先后登上邦国联盟盟主位置，与河济文化的四个阶段基本上匹配，更重要的是，河济文化的最后阶段bc2300年一bc1900年（bc是公元前的意思），正好包括了文献中的夏王朝的起始年代，也包括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夏朝建立年代一一公元前2070年，而且与BC2000年左右出现的史前大洪水以及大禹治水能对应。相反，二里头文化出现的年代，根据c14测定法，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差不多晚了三百年以上，几乎相等于后世一个朝代的时间。

其次，河济文化分布面积极广，是当时所有城邦文化中面积最大的，冀南、豫北、豫东、鲁西南、淮北以及苏北的很多地区，都是河济文化的直接统辖区域，对周边同时代的雪山二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老虎山文化（即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BC2300年左右，河济文化还征服了江南已经衰败了的良渚文化，并与王湾三期文化联手，摧毁了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与传说中的最早的中原王朝一一夏王朝的宏大气象相匹配，比起二里头文化，更符合广域王权国家的概念。

第三，汉字的“国”字，正是城邦的象形词，中国意味着中央之城邦，而夏王朝正是古代文献中国的开始。bc2300一bc1900年间，不管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燕山南北雪山二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是河济文化本身，当时都是城邦林立的景象，处在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燕山南北雪山二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众多城邦文化环绕之中的河济文化城邦，可以说完美地诠释了“中国”这个词的概念。另外，陶寺石峁受良渚和山东龙山文化深刻影响的问题也就有了中介和支撑。相反，偏居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就与中央之邦相去甚远。

第四，河济文化遗址众多，仅在河南濮阳、安阳、新乡、开封以及山东菏泽、聊城等地，就已经发现一百多处，而且还有大量遗址掩埋在多次泛滥的黄河淤沙下。目前，考古学者已经对安阳后岗、汤阴白营、辉县孟庄、濮阳马庄、新乡李大召、菏泽安丘堌堆、杞县鹿台岗、永城王油坊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另外，河济文化中还发现了不少城址，如太行山南麓有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和温县徐堡三座城址；在太行山东麓的安阳、濮阳等地，发现有后岗、柴库、高城、戚城四座城址，还有淮阳平粮台、垓下、南城孜等龙山古城。它们分布集中，形成了城邦林立的宏伟景象。这些遗址和城址至少可以分为“都、邑、聚”三个层次，再考虑到高邮龙虬庄发现的连字成句的陶文，可以认为河济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第五，河济文化分布区正是传说中颛顼、尧、舜、禹以及夏王朝活动的区域，而且有一些传说与考古相吻合，比如根据文献和传说，颛顼曾将都城从穷桑迁到濮阳，之后，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夏后相的都城帝丘、夏国方伯昆吾、商人先公相土又相继在这里建都。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高城遗址发现一处面积达916万平方米的春秋战国城址，通过权威专家的研究论证，一致认为它就是卫国都城帝丘。令人欣喜的是，在这座城址下面还发现有仰韶、龙山、二里头、殷墟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的龙山文化遗存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是河南同时期面积最大的遗存，也是后岗二期文化的一处中心遗址，应该与夏后相所都帝丘有关。夏王朝第七任国王帝杼的都城原城，经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遗址面积在80万平方米以上，是一处以龙山晚期文化为主，又有商代、西周、战国乃至汉代文化堆积的大型聚落。

第六，文献记载夏王朝的其余都城和封国也多在河济地区，除了帝丘、原城以外，我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朝都城还有禹都阳城、太康斟鄩、相都斟灌、帝宁老丘、胤甲居西河和桀居斟鄩。这些都城中，除桀都斟鄩位于豫西的二里头一带外，其余都在河济地区。《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王朝的姒姓封国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戡戈氏。而夏王朝的异姓封国，从文献中我们见到的主要有葛氏、韦氏、顾氏、昆吾氏、有虞氏、有鬲氏、有仍氏等。这些姒姓封国及异姓封国也多在河济地区。其中，有扈氏在今郑州以北黄河北岸的原武一带，斟寻氏在今山东省潍坊市西南部，费氏在今山东鱼台县境内，杞氏在今河南开封杞县境内，缯氏在今山东临沂县境内，辛氏在今山东菏泽境内莘冢集一带，斟戈氏在河南开封和商丘二地区之间，葛氏在今河南宁陵县境内，韦氏在今河南滑县境内，顾氏在今河南范县境内，昆吾氏在今濮阳一带，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境内，有仍氏在今曹县西北，有鬲氏在今山东德州境内。

第七，后岗二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与禹娶涂山的文献说法完美对应，造律台文化的禹会村遗址也与禹会诸侯的史实能够对应。河济文化在后期还向中原和山西扩张，对王湾三期文化造成极大影响；向燕山南北扩张，对雪山二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造律台文化向苏北江南扩张，取代了良渚文化，又与禹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有关；或者与大禹之子启开创家天下的传统后，曾遭周边集团反对，启四面征伐，先后战胜了伯益、有扈氏等集团有关。另外，根据研究，殷商文化也起源于后岗二期文化，周文化又与石峁文化有关，而后岗二期文化与二里头的前身——王湾三期文化关系密切，与石峁文化陶寺文化之间也有频繁的交流，这与史记中记载的尧舜禹夏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似乎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当然，以河济文化为夏王朝，将对尧都陶寺、夏王朝二里头的说法造成极大冲击，但考虑到陶寺、二里头都是短期内大量移民形成的都城，以及二里头的前身新砦遗址与河济文化前后相接（即BC1900年），并吸收了大量河济文化的成果，也许河济文化为颛顼都城和夏王朝的说法，与尧都陶寺、夏王朝二里头的说法并不矛盾，它们可能是早晚的关系。现在最关键的是，在河济文化中，考古界至今还未发现像陶寺、两城镇、石家河、良渚、宝墩、石峁、二里头这样规模宏大的史前城址，也未发现河济文化有什么巨大的工程、精巧的奢侈品、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复杂的意识形态等，这与夏王朝的文明气象并不相符。有人说，这是由于黄河屡次泛滥有关遗址深埋地下的原因，这只能寄希望予以后的考古了。